马联元为什么要把一部“大经”越写越简单?

作者:赛义德·马朋辉

马联元和他的两个弟子 摄于缅甸宝石厂

被人称作经学大师是不是应该把书写得越深、越难,越能显出学问?

马联元给出的答案,恰恰有些不同。
他一生留下二十多种著述,内容涉及阿拉伯语、波斯语、教义、教法、圣训、古兰经以及伊斯兰哲学等。今天如果把这些书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他不是单纯为了“写书”而写书,而是在想办法让经学更容易被中国的学生学进去。

《教法简注》,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晚清的经堂教育,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很多学生来自普通困苦家庭,学习时间有限,而传统经书本身又往往文字深奥、篇幅较长。对于一个需要谋生、家庭条件又不宽裕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一部经典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真正学明白,能够坚持下来并不容易。
马联元长期教学,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很深的体会。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很“笨”、实际上很重要的办法:

把复杂的东西重新整理一遍。

《教法简注》就是他根据长期教学经验,对哈乃斐学派经典《伟嘎耶》进行简注、整理和取舍的成果。它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降低教法本身的要求,而是把原本庞杂的内容重新编排,让学生更容易进入。
上卷主要涉及清洁、礼拜、天课、斋戒、朝觐等基本功修;下卷则进一步进入婚姻、誓言、交易、合伙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教法问题。
换句话说,一个人从清真寺里的礼拜,到家庭生活,再到社会交往,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应的教法依据。
所以,《教法简注》的“简”,并不是把经学简单化。

而是把复杂的知识理出骨架。

先让学生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再逐渐深入;先让人能够学会、记住,再谈更高深的研究。
这其实也是马联元很多著作共同的特点。
他编写《阿拉伯语字母教程》,从最基础的字母、发音入手;《字法初程》《天方文法初程》,解决的是学生进入阿拉伯语学习之后的基础语言问题;《蒙太希格修辞学》《逻辑学纲要》,则进一步进入修辞和逻辑。
《天方分信篇》《天方释难要言》《教款捷要》等,是教义方面的整理;《至圣宝谕》《贫穷之士的四十段圣训》,则把圣训知识纳入学习体系;《古文仙法》帮助学生学习波斯文;《孩听译解》则直接面对初学者的古兰经诵读和基础知识。
到了《性理微言》,又出现了另一面。
他把刘智的《天方性理》译成阿拉伯文并加以解释,使中国伊斯兰思想中的重要著作进入阿拉伯语学术世界。这已经不只是“教学生怎么学”的问题,而是在尝试让中国穆斯林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更广阔的伊斯兰知识世界发生联系。
再看《辩理明证》《黜三崇一》,面对的又是当时社会上的现实问题。
也就是说,马联元写的这些书,表面上分散在语言、教义、教法、圣训、哲学等不同领域,实际上背后有一条很清楚的线:

从“学生怎么学”,到“经师怎么教”,再到“中国穆斯林怎样理解自己的传统”。

这也是为什么《教法简注》值得单独拿出来说。
它不是马联元偶然写下的一部教法书,而是他几十年教学经验的一次集中体现。
马联元完成了《教法简注》两卷的编写。1903年,他在印度坎普尔刊印上卷,后来因病去世,刊印工作中断。其后,次子马宜之、三子马健之在昆明以石印方式完成下册刊印。
但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其实不是这段出版经历。
一本书印出来并不难理解,难的是为什么它能够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拿来学习。
马联元留下的许多教材,后来长期进入中国清真寺经堂教育的教材体系。《教法简注》所体现的这种“删繁就简、由浅入深、便于学习”的方法,也远远超过了一本书本身。
它背后其实是一个经师对教育的理解:

经学不是摆在书架上证明自己有多深的学问,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学会,最后能够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我们今天重新翻开马联元的书,仍然会觉得这个问题并不过时。
一本书真正的生命,从来不在于它写得多厚,而在于后来还有没有人愿意翻开它。
而马联元留给后人的,恰恰不只是几十本书。
还有一种“怎么教、怎么学”的方法。
至于他的三个儿子——马静之(马安真)、马宜之(马安义)、马健之(马安康)——后来又怎样把这套经学传统带进云南各地,甚至走向更广阔的地方,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赛义德·马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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