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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联元归真以后，他留下的经学去了哪里？

作者：赛义德·马朋辉


1903年，马联元在印度坎普尔归主。
一个时代似乎就此落下了帷幕。
但对于真正的学问而言，人的离去并不意味着结束。尤其是经学，它从来不是写在纸上便算完成的事业。一本经书，要有人讲；一句道理，要有人传；一种学风，更要有人接过来，继续教给下一代。
所以，马联元归主以后，他留下的并不是一堆孤零零的著作，而是一条已经在云南大地上延展开来的经学脉络。
他的弟子散布各地，后来又各自授徒。蒙化、楚雄、寻甸、田心、大庄、河西、婆兮、馆驿、回龙……一个个地方，都留下了这套经学传统的痕迹。
弟子很多，再传弟子更多，实在无法一一罗列。
寻找这条经学传承最清晰的一条主线，我们就从他的三个儿子说起。
马联元一生重视经学教育，也深知学问若不能有人承继，便很容易随着一代人的离去而中断。因此，他晚年置田置产，为子孙留下读书、讲学的条件，所考虑的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兴衰，而是经学能不能继续传下去。
他的三个儿子，后来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共同承继了父亲留下的经学传统。
长子马安真，字静之，是马联元的养子，也是其经学事业的重要承继者之一。他继承父亲的学问，后来讲经授学，在云南及海外穆斯林社会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次子马安义，字宜之，同样学问深厚。他不仅承继父学，也参与了父亲著作的整理与刊刻。马联元所著《教法简注》，上卷虽已在印度坎普尔刊印，但马联元未及完成全部刊刻，后来正是马安义与马安康共同将全书完成刊刻，使父亲留下的文字真正流传开来。
三子马安康，字健之，后来在云南经学教育史上留下了尤其鲜明的一笔。
他没有把父亲留下的经学仅仅当作需要保存的旧学，而是继续思考：怎样教，才能让更多的人学会；怎样办学，才能让经学真正扎根。
因此，他在教学中重视阿拉伯文，也重视汉文；既讲经典，也注意现实知识；在教学方法上讲求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并提倡中阿并授。这些做法，使马联元所开创的经学教育传统，并没有停留在上一代人的讲堂里，而是在新的时代继续生长。
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承中，马联元的学问又进入了下一代人的生命。
在他的后辈弟子中要提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纳润章。
纳润章的曾祖父纳高才，是马联元的业师；他的父亲纳世英，又是马联元的高足弟子；到了他这一代，则又拜在马联元三子马安康门下。
一门之中，师徒相承；两家之间，数代互为师友。
这其实很能说明云南经学传统的特点：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张彼此交织的网络。今天是老师，下一代可能成为学生；这一家的经学传给那一家，那一家的弟子又走向另一处。
马联元的经学，正是在这样的往来之中越传越远。
而马安康这一支，又继续向下延伸。
他的儿子马瑞图承继家学，与纳润章一样，在父亲马安康门下学习。后来，马瑞图又将这种经学与教育传统传给自己的下一代——马云从、马云良。
到了马云良这一代，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经堂里的经学问题，而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学校、报刊、出版、留学、新式教育……许多新的事物不断进入云南穆斯林社会。
但变化并没有让这条经学传统断掉。
相反，马联元当年所重视的经学教育、汉文教育以及经学与现实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
马云从、马云良这一代人，继续在教育、文化和学术方面努力，使家学也进入了现代云南穆斯林文化的发展之中。
再往下，便到了马朋辉这一代。
这样回头看，会发现一条很有意思的脉络：
马联元——马安康——马瑞图——马云从、马云良——马朋辉。
这不仅仅是一张家谱。
它更像是一条经学之脉。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批弟子；从一批弟子，又到更多的学校、经堂和地方。
马联元留下的，当然有著作。
但比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培养出来的人。
一本经书可以被收藏在书架上，但一个人学会了这本经，便可能再教给十个人；十个人再去教下一代，学问便不再只是纸上的文字，而开始成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记忆。
所以，马联元去世以后，他的经学究竟传给了谁？
答案并不是某一个人。
它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以及田家培等他的众多弟子，又由弟子传给再传弟子；传进经堂，传进学校，也传进一个又一个家庭。
那些没有被一一写下名字的人，同样构成了这条传承的河流。
今天再回望马联元的一生，1903年那个归主的日子，或许并不是他的经学事业的终点。
那只是一个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而他播下的种子，早已在云南大地上开枝散叶。
经书还在，人也还在。
更重要的是，他所珍视的那份求知、授学与传承的精神，也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继续向前。

赛义德·马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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