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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六十岁还要远行？——马联元晚年赴印度原因探究

作者：赛义德·马朋辉
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远行求学，并不奇怪。
三十多岁出门，也可以理解。
但如果一个人已经年近六十，在家乡有众多学生，有自己的著述，而且已经被当地穆斯林视为一代经学大师，这时候还要带着一大批手稿，走很远的路，甚至远赴印度——
为什么？
马联元晚年的这次远行，一直是研究他生平时绕不开的问题。
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说：他欲经印度赴麦加朝觐。
但如果把他自己的话、家族留下的材料，以及他在海外刊刻的著作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
朝觐，只是这次远行的一部分。

“我还有东西要改”

马联元留下的《编述〈大杂学〉序》，是理解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晚年的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出行。他觉得自己的学问还有不足，担心著述中仍有疏漏，于是把已经写成的书稿带在身边，希望能够“就正于高明”。
这句话很值得琢磨。
所谓“就正于高明”，简单说，就是希望请真正有学问的人来指出自己的错误。
一个已经被人尊为“大阿訇”的人，临近晚年，却还在想：
我的书里有没有错？
有没有与经典不合的地方？
有没有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
这种心态，其实比“博学”两个字更能说明马联元是怎样看待学问的。
马云良编著的《马联元经学世家》中，也保存了对这次远行原因的解释：他把一些著作带到国外，希望请当地学者修正，然后再刊印；同时，也希望借此再次朝觐天房、拜谒圣陵。
所以，如果只把他的印度之行理解成一次朝觐，就会漏掉非常重要的一层：
他是带着书出去的。
而且，是带着自己已经完成，却仍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校正的书出去。
他已经不是年轻学生了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根据《致本公归真讣告》，马联元二十二岁左右成学，后来随舅父马仁山赴天房朝觐，并游学土耳其等地；回国以后长期讲学。三十岁时受新兴龙门村聘请，“来学者两千余人”。
到了晚年，他自己已经感到年事渐高、体力衰退，却仍然惦记着“刊经”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晚年不是一个“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年轻学者”。
恰恰相反。
他已经有自己的学生，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也留下了一批著作。
但越到晚年，他似乎越清楚一件事情：
一个人懂得越多，越知道自己还有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他没有把已经取得的成绩当成终点，而是重新带着自己的书上路。
这可能是理解马联元晚年选择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刊经”，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出行原因

《致本公归真讣告》里有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话：
“所抱歉者刊经之愿未了。”
他遗憾的，并不是自己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学生，也不是没有得到足够高的声望。
而是——
刊经的愿望还没有完成。
后面的叙述更加明确：因为“中国有经无版”，而购买、刊刻又存在困难，所以他再次产生了朝觐并刊印经书、流传后世的想法。
于是，晚年出行就有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
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东西，真正印出来。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手稿和印刷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一本书写在自己手里，能够传给几个学生；刻版、印刷以后，才有可能跨越一代又一代学生，流向更远的地方。
对于一个长期从事经堂教育的经师来说，这意味着自己的教学经验终于有可能脱离个人讲席，变成可以广泛流传的教材。
而这恰恰与马联元一生的著述特点相吻合。
《词法之匙》《天方文法初程》，解决语言学习问题；
《天方分信篇》《天方释难要言》，解决信仰与教义问题；
《教法简注》《清真玉柱》等，解决教法学习问题；
《至圣宝谕》等，又进入圣训学习。
所以，晚年的“刊经”，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念头。
它其实是他几十年教学工作的最后一步：
把自己教过的东西，尽可能留下来。

为什么是印度？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是为了刊经，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印度？
这就不能不提到他早年的求学经历。
马联元第一次赴天方求学时，曾在麦加接触印度学者拉赫曼图拉·卡勒纳维（Rahmatullah Kairanawi）。这段师承经历，使印度并不是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世界。
他早年所进入的，本来就是一个跨越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学术网络。
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本身又拥有深厚的穆斯林学术传统。经学教育、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宗教书籍的刊刻，都有相当成熟的基础。
其中，坎普尔尤其值得注意。
当时的坎普尔已经形成了活跃的穆斯林宗教教育和书籍出版环境，石印业的发展，也为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的刊刻提供了便利。
对于一位来自云南、长期从事经学教育，又积累了大量书稿的中国学者来说，这样的环境自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再加上他早年在麦加建立的师承与学术联系，以及后来当地教胞挽留他讲学的经历，坎普尔便不再只是旅途中的一个落脚点。
它逐渐成为他晚年讲学、求正、校书和刊经的重要场所。
马联元晚年到了印度坎普尔，并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著作和最后的人生足迹。
《马联元经学世家》记载，他出行途中经过坎普尔，当地穆斯林挽留并请他讲学，最终归真于此。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确实能够看到他的著作与坎普尔之间的直接联系。
《性理微言》在坎普尔刊印。
《教法简注》上卷，也在1903年于印度坎普尔麦哈穆德书局出版，由阿里·麦哈穆德资刊。
于是，那个原本只是旅途中的地名，开始有了另一层意义：
在这里，他的著作被校订、刊印，并开始向更广的范围传播。

这一路，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马联元经学世家》提到，他经缅甸宝石厂、瓦城一带前往印度；有材料记为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从云南启程，次年抵达康波尔。
晚年的马联元，就这样带着自己的著作离开云南，经由西南方向远行，最终来到印度。
这一路，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很清楚：
再次朝觐，拜谒圣陵；
寻找可以请教的人，校正自己的著作；
同时，想办法把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经书刊印出来。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远行，而是他一生学术事业的最后一次整理。

一个学者最后的远行

他不是毫无准备地离开。
他带着自己的著作。
他想再次朝觐。
他想拜谒圣陵。
他觉得自己的学问仍然需要别人指正。
他还惦记着那些没有刊印的经书。
然后，他到了印度。
一些著作在那里真正变成了印刷本。
而他本人，却没有等到所有事情完成。
《致本公归真讣告》记载，他在坎普尔期间仍在注经、著作，后来因病去世。家人接到消息后赶赴坎普尔，并在那里为他安葬、立碑。
这就让他的晚年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
一个研究了一辈子经学的人，到生命最后几年，仍然在修改自己的书。
这或许比“经学大师”这个称号，更能让我们理解马联元。
真正值得敬重的学问，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多少，而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愿意承认：
我还有可能错。
所以，我更愿意把马联元最后一次远行理解成一次没有完全结束的学术旅程。
它有朝觐，有求学，有校订，有刊经，也有未完成的遗憾。
而坎普尔，则成了这段旅程最后留下的坐标。
1903年，他在那里完成了生命的最后一页。
但他带去的那些书，却没有跟着他一起结束。
它们被印下来，被带回中国，被后来的学生继续学习，也让一个十九世纪云南经师的思想，穿过了他自己的时代。
| 马联元墓。（摄/马白良）

人会老，旅程会结束，手里的著作却可以继续走下去。

而《教法简注》的故事，更是如此。

父亲写下最后一笔，儿子接过未竟的书页。

马联元已经完成了《教法简注》两卷，却没能亲眼看到全书刊印完成。第一卷在印度坎普尔刊出后，他便在那里归真。
此后，他的次子哈吉·哈桑·迪亚乌丁（马宜之）与三子侯赛因·拜德尔丁（马健之），接过了父亲留下的印刷工作，在昆明以石印方式完成全本。
一部书，就这样从父亲的笔下，走到了儿子的手中。
这并不是简单的“子承父业”。
马联元留下的，不只是几部书稿，还有一套经学教育的理想、一生积累的学问，以及他对后学的期望。
而他的两个儿子，也没有让这些著述停留在父亲的书案上。
父亲未竟的刊经之愿，由儿子接续；父亲一生积累的经学，也由下一代继续传承。
那么，在马联元归真之后，马宜之、马健之又是怎样整理、刊印和传承父亲留下的著述？这部《教法简注》的刊印故事，又如何成为马氏经学世家薪火相传的一个缩影？
下一篇，我们继续从这部《教法简注》说起。

赛义德·马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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