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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马联元：从二十六种著述，看一位晚清经学大师的知识世界


马联元和他的两个弟子 摄于缅甸宝石厂
作者：赛义德·马朋辉

提到马联元，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经学大师”。
这个称呼当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只用这几个字来认识他，其实还是太简单了。
真正把他的著述一部部摆出来，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
马联元留下来的，不只是几本经书，而是一整套相当完整的知识体系。
现有资料整理出的马联元著述，大约有二十六种。它们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以及多种语言合璧的形式，内容涉及《古兰经》、圣训、教义、教法、苏菲学、阿拉伯语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以及波斯语语法等。
换句话说，如果只把马联元看成一个“会讲经、会写书的阿訇”，显然低估了他。
更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书并不是杂乱地什么都写一点，而是有着非常明显的课程结构。

从一个字母开始

今天的人看到“学术著作”，往往会想到思想、理论和宏大命题。
但马联元留下的书里，从基础《阿拉伯语字母教程》开始。
往上还有《词法之匙》《天方文法初程》。
再往上，是《蒙太希格》系统中的词法、语法、逻辑和修辞。
这其实很像今天的课程体系。
一个初学者，不可能一上来就读复杂的教义学和法学经典。他首先得认识字母，掌握发音，然后学习单词变化，再学习句法，之后进入修辞和逻辑。
语言基础打牢以后，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宗教知识。
从这个角度看，马联元的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恰恰不是那些“大部头”，而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基础教材。
因为它们说明，他考虑的不只是“我知道什么”，而是：
学生应该怎样才能学会？
现有研究将他的著述按学科进行整理，可以看到一个相当清楚的结构：有《孩听译解》这样的《古兰经》学习材料，有《至圣宝谕》《贫穷之士的四十段圣训》等圣训类著作；有《天方分信篇》《天方释难要言》等教义学著作；有《教法简注》《清真玉柱》《四篇要道》《教款捷要》《礼法明观》等教法类著作；还有《性理微言》《大杂学》，以及大量阿拉伯语、波斯语语言学教材。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著书目录”。
它更像是一张经堂教育的课程表。

他写的，不只是自己的书

再仔细看这些著作，会发现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
马联元并不是只做“原创”。
有的书是自己编写，有的是改编、缩写，有的是翻译和注释，有的是校勘，还有的属于续作。
比如《蒙太希格修辞学》，就是在马复初未完成的基础上继续完成的。
马复初原来编有《蒙太希格》词法、语法、逻辑学等教材，马联元又根据传统阿拉伯修辞学著作加以缩编，完成了《蒙太希格修辞学》，并为相关教材作注。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
它说明传统学术的传承，并不只是“老师讲，学生听”。
有时候，真正的继承，是把老师没有完成的事情接着做下去。
因此，马联元的著述里既有自己的创造，也有对前人成果的整理、解释和改编。
现有研究将其著述概括为自著、续书、改编缩写、翻译注释、校勘、注释等不同类型。
如果换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
他既是作者，也是教师；既是研究者，也是教材编写者；既在继承传统，也在重新组织传统。

为什么要把经典“重新编一遍”？

这可能是理解马联元最关键的地方。
我们今天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
既然前人的经典已经存在，为什么还要重新编？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经典存在，不等于学生就容易学。
马联元所面对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经堂教育。
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经典本身已经有漫长的学术传统，但这些知识要真正进入中国清真寺的教学，需要经过选择、解释、翻译、删繁就简和重新编排。
《天方释难要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它属于教义学著作，内容涉及认识、启示、创造、真主的属性、人的行为与自由意志、死亡与复生、信仰、奇迹以及末世等问题。现有研究认为，马联元对传统教义学材料进行了删繁取要，使其更适合教学。
《教法简注》同样如此。
它是在传统哈乃斐法学经典《伟嘎耶》的基础上进行简化、整理和重新编纂，并结合了马联元长期教学的经验。
所以，马联元真正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原本庞大的知识传统，重新加工成中国经堂学生能够一步一步进入的课程。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著述不能简单按照“宗教书籍”来理解。
它们同时也是教材。

他的知识世界，其实非常大

如果把这些书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更加有意思的现象。
马联元没有把自己的学问局限在某一个领域。
他研究《古兰经》，也研究圣训；
研究教法，也研究教义；
研究苏菲思想，也研究逻辑；
研究阿拉伯语词法、语法和修辞，也研究波斯语；
他还把刘智的《天方性理》翻译、注释成阿拉伯文，形成《性理微言》。
这意味着他既生活在中国伊斯兰传统内部，同时又深深进入了阿拉伯—波斯伊斯兰知识体系。
而他的语言选择尤其值得注意。
现有整理显示，其著述以阿拉伯语为主，同时使用波斯语、汉语以及不同语言合璧的形式。
这其实反映出当时中国穆斯林知识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不同语言，并不只是不同的文字，更对应着不同的知识传统。
汉语连接着中国文化环境；
波斯语承载着大量传统伊斯兰学术资源；
阿拉伯语则是经学、圣训、教义和法学的核心学术语言。
马联元能够在这些语言之间往返，本身就是他的学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杂学》尤其值得注意

如果一定要从马联元的著述中找一本最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书，我反而会想到《大杂学》。
因为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内容很多”。
更重要的是，它留下了马联元自己对著述的解释。
《大杂学》的阿拉伯文序言提到，他已经刊印的著述包括《词法之匙》《天方文法初程》《蒙太希格修辞学》《逻辑学纲要》《教法简注》《天方释难要言》《贫穷之士的四十段圣训》《至圣宝谕》《性理微言》《古文仙法》和《大杂学》等十一种。
这个材料特别重要。
因为它不是后人根据零散资料替他整理出来的目录，而是马联元自己的著作序言中，明确提到自己已经刊印的作品。
更重要的是，《大杂学》本身就是一部面向实际教学和宗教生活的综合性著作。
从语言教材到教义、教法、圣训，再到普通穆斯林日常需要的知识，马联元似乎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
把一个庞大的知识传统，变成可以学习、可以教授、可以使用的知识。
这或许比“著述二十多部”这个数字本身更值得关注。

所以，应该怎样认识马联元？

如果只说他“博学”，其实还不够。
因为很多学者都可以被称为博学。
马联元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在于：
他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试图把知识组织起来。
从字母到词法，从词法到语法，从语法到修辞和逻辑；从语言学习进入教义、教法和圣训；再从传统经典进入中国本土伊斯兰思想的表达。
这些著作放在一起看，呈现出的不是一个人的“读书笔记”，而是一套长期教学实践之后形成的知识结构。
所以，与其说马联元是一个“写了二十多本书的人”，不如说：
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尝试回答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中国穆斯林的经学，究竟应该怎样教，学生又应该怎样学。
这也许才是我们今天重新整理他的著述目录，真正值得做的事情。
因为目录只是开始。
当我们把这些书按照时间、语言、学科、版本和用途重新排列之后，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二十六本孤立的书，而是一条完整的学术道路。
而这条道路，恰恰连接着马复初以来的云南经学传统，也连接着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更长的历史。
真正值得追问的，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已经在云南拥有相当声望的经学家，为什么到了晚年，还要带着自己的著作远行印度？

赛义德·马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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