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资哈尔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沙国珍：爱国爱教的中阿文化交流先驱

沙国珍（1884—1970），字儒诚，号又新，新中国成立后更名沙又新，祖籍云南大理，生于昆明白鹤桥（今南昌街），是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近代云南著名穆斯林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开拓者。其妻马淑芳，是云南著名经学大师马联元的次女。

沙国珍的父亲沙荣廷，在杜文秀起义失败之后，为躲避战乱携家眷迁居昆明，在白鹤桥结庐安家。沙荣廷相貌清瘦、能言善辩。光绪年间常年往返缅甸、香港及滇西经商，家境殷实，乐善好施，是昆明迤西公清真寺（崇善社）的主要集资倡议人之一。沙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恪守格迪目，家庭的宗教与家国情怀深刻影响了沙国珍的一生。

沙国珍幼年8岁入私塾攻读汉文儒学，在家学习阿拉伯文，诵读《古兰经》。1907年毕业于香港圣保罗英语学校，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1918-1928年，先后担任云南省第四师范、普洱中学英语教员。1921年受聘明德学校，任英语教员、中学部训育主任。1929年，随田尹耕赴泰国北部清迈边区考察，担任翻译；同年兼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英语教师。他中西学识兼备，同时熟悉中国传统经堂教育的利弊，看到传统经堂教育教学方式陈旧，阿拉伯语读音不标准、词汇有限，很难和阿拉伯世界人士开展交流，心中萌生改革回族教育、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初，伊朗学者达章先生到访云南，居住于南城清真寺，考察当地经书教育之后，同样指出经堂教育的短板，并代为致信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希望接收中国穆斯林学子赴海外深造。爱资哈尔大学复函，同意云南选派十名学生入校学习。1931年，云南明德学校选派马坚、纳忠、林仲明、张有成作为第一批留埃学生，沙国珍担任监护人护送学生远赴开罗。昆明回族父老到滇越铁路车站送行，马观政先生与学生握手叮咛，盼望他们为圣教珍重，学成归来建设家乡，寄托了回族社群的殷切期盼。

抵达埃及开罗后，沙国珍发现爱资哈尔大学各国留学生均设有专门学生组织，唯独中国没有相应机构，不利于学生团结互助、保障求学。于是他多次向埃及校方奔走申请。1933年5月1日，埃及教育总署正式批复，批准成立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埃学生部，正式公函聘请沙国珍担任部长，中国留埃学生自此享有与其他国家留学生同等的待遇。

担任部长八年，沙国珍克勤克俭，严以律己，宽厚对待留埃学子。学生部为每位留埃学生每月发放两元埃及镑，保障基本生活开支，使学生能够安心读书。学生遇到学习、生活各类困难，他都会想方设法妥善解决。后来纳忠、林仲明等耄耋教授回忆埃及求学岁月，视沙国珍如师如友、如父如兄，始终满怀感念。任职期间，沙国珍不忘自我提升，入读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取得教育硕士学位，心中立下归国创办伊斯兰高等学府的理想。八年间学生部一共接收六批合计34名中国留埃学生，其中纳训、马俊武、林兴华、林兴智、马有连等五名学生由云南明德学校派出，云南籍学生约占全国留埃总人数三分之一，是当时国内输送留埃学生最多的省份。这批学子学成归国之后，遍布全国高校，从事阿拉伯语翻译、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大批阿语人才，后世传承之下，全国通晓阿拉伯语的各族人才达两千余人，而中国留埃学生部，正是这一人才链条的重要起点。

身在异国，沙国珍时刻牵挂祖国安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响应陈嘉庚发起的海外华侨救国会号召，沙国珍联合埃及华侨与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组建埃及华侨抗日救国支部，被推选为会长。会员们以阿拉伯语、英语公开演讲，驳斥日本侵略者的谎言，控诉侵华暴行，赢得中东伊斯兰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道义支持。1938年，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大使谢寿康赴任途经苏伊士运河，专门登岸访问中国留埃学生部。沙国珍向其汇报华侨抗日宣传工作，谢寿康大加赞许，随即向国民政府上报，举荐沙国珍参与国际反日宣传活动。

1939年1月，沙国珍接受国民政府调令回国投身抗日统一战线。4月由昆明前往重庆，5月进入中央训练团第二期受训一个月，结业之后留校担任第三期教官。随后被任命为海外第三区缅甸视察专员，赴缅甸开展海外国民外交与抗日动员工作。1939年11月起，他自北腊戍出发，辗转仰光、丹老、卑谬等缅甸三十余座大小城市，两年行程两万余里，以汉语、英语、阿拉伯语举行三百多场抗日演说。他的英语演讲水平深受同行人士敬佩，各地华侨团体纷纷响应，拥护祖国抗日。他还和缅甸交通部长赛八东共同主持联合大会，向英国当局呼吁开放滇缅公路，打通国际援华物资通道，得到缅甸政府认可，助力这条抗战生命线保持畅通，为抗日战争做出积极贡献，著有《滇缅视察录》记录这段经历。1941年，沙国珍身染疾病，返回昆明休养，辞去专员职务。

抗战胜利之后，沙国珍继续投身回族新式教育事业。1947年，他先后出任中央教育轮训班讲师、私立明德中学校长、五华高中英语教师，同时兼任元谋县张二村回民中学名誉校长。1948至1950年，他在玉溪县大营创办回民培德女子学校，招收穆斯林女性学员，着力培养经书两通、德才兼备的回族女性人才，不少毕业生后来回到回族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填补了滇中回族女子新式教育的空白。

新中国成立，沙国珍改名为沙又新，以此明志，立志做拥护新政权、爱国爱教的新公民。他常前往通海、峨山等地清真寺，宣讲教义，宣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50年，他出席玉溪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当选常务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主席团成员。1951年7月，出席玉溪专区第一届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当选副主席兼秘书长，之后还出席云南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8年后，受聘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特约撰稿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参与地方文史整理工作。

晚年沙国珍坚持研读《古兰经》，每日诵经一卷，对经典翻译有着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中文无论直译、意译，都很难穷尽《古兰经》博大玄妙的内涵。他还广泛搜集整理杜文秀起义相关史料，将多年摘抄笔录、珍贵档案提供史学研究者，为史学界重新审视杜文秀历史评价提供翔实材料，相关文章刊发于《云南学术研究》《光明日报》，在国内史学界引发讨论。沙国珍爱好书画，国画山水取法石涛，善用水墨渲染山林氤氲气韵，曾在昆明举办个人画展。他撰写有《杜威教育学》等手稿，可惜动乱年代未能刊印，文稿全部散佚失传。

“文革”时期，八十余岁高龄的沙国珍遭受冲击迫害，被迫从事清扫街道、厕所等体力劳动，生活饥寒窘迫。1970年10月23日，沙国珍病逝于昆明南昌街白果巷祖宅，终年86岁，安葬于昆明金家山回族公墓。沙国珍一生清廉简朴，待人诚恳，贯通中阿西学，兼顾宗教教育、中外文化交流、爱国救亡、地方文史多个领域，是近代云南回族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兴办教育、推动中阿交流、为国奔走的事迹，至今仍被后世回族学界所缅怀。